如果我是一名教師

二月二日，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審議《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法案，翌日的報道指出，政府將全數委任「教學人員專業委員會」的成員，教師不能選出四名代表進入委員會。另外，若教師將來不接受校方的工作表現評核提出上訴，就算「教學人員專業委員會」委員會認為學校不當，還會把個案交回學校作最後決定。 如果我是一個教師，我會覺得很憤怒，我會呼籲同行上街抗議，我會聯合同行發出聲明，縱使，我早知道或會失敗，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專橫有錢的政府，我們面對的是一班無需向市民負責的立法會議員，我們面對的是勢力強大的辦學團體。 教師至少擁有學士學位，肩負起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我不敢說每一位教師都是非常傑出，但在整個社會中，我們應是有資格普選的一群，但是，政府卻以行政霸道的姿態，奪走將我們理應擁有的權利。連學生都可選舉他們的班代表，為何我們不能選出自己的代表呢？ 「教學人員專業委員會」究竟有何作用呢？身為一個仲裁者，在處理教師申訴一事上，連最終的決定權也沒有？究竟社會還有多少伸張公義的機制嗎？立法者說，教師若最終再不滿校方的決定，可再以司法程序上訴，那倒不如取消委員會處理申訴的功能吧！ 其實，教師爭取合理的權益，不單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下一代。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看到甚麼是「據理力爭」，而且，我相信直選的教師更能如實反映教育問題，而委員會若對上訴掌握有效的判決權，更可抑制辦學團體和管理層的自以為是，令學校的管理更趨完善，直接得益的實是我們的學生。 如果，我是一名教師，在這個問題多多的私框法案通過後，我會凝聚志同道合、有理想的同行，組織一個具影響力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讓教師們得到更大的支援，維護自己的權利，共同促進澳門的教育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可惜，我不是一名教師，我感慨教師們為何眼白白看著法案通過，而沒有公開地、鮮明地發出反對聲音，我更擔心下一代會否也如他們的老師一樣啞忍不公。       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