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各地政府都在玩國際標準

遊戲規則

近幾年，合符國際標準已成為了不少政府的慣用術語。一堆定期發表的國際研究報告，莫論當地有否參與，皆能透過成果比較作為凸顯政績的重要手段：於世界排名前列、位居全球首位，遠高於國際水平等。

事實上，國際標準由來以久，從比較研究學的角度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世界觀，而大家熟悉的「中體西用」也深具此意味。但在當代意義下的國際標準則是由聯合國及其延伸組織設立開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標準化組織等，政治、經濟、民生、教育、衛生，逐涵蓋所有範疇。

而自全球化的急速發展以降，世界各地對此的關注與日俱增，有人歸因於潛藏的後殖民主義，但更大因由是其背後龐大的政治資本：當全球資訊於市民而言是唾手可得，意味除了用「身體」感受政府的成果，更可用國際標準檢視政府的「為民程度」。

而當這些「客觀」與「國際」的數據、成果，未能換來市民的信心，取而代之是充滿質疑與不信任。除因為「政府」一詞在各地文化語境上的不同意義，歷史以來的民望繼承也佔重要的角色。但問題的癥結，始於普羅大眾對國際標準態度產生質的變化，此種思維範式的轉移席捲全球，顯示不是一句「民智未開」足以解答。

內在的矛盾

對於國際標準的質疑，去年BBC一篇題為：「如何判定一個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How can you measure what makes a country great?)」有深入的分析。內文提出一項各國政府共同關注的問題：「過去100年來，人們一直使用兩個指標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其中一項是國民生產總值GDP，另一項是失業率。然而，如果要評價一個國家對其國民提供的服務水平，這些指標就顯得不完整，缺乏指導意義」 。

文中以數項有力的例子，作為論點的佐證：當評估能否獲得教育、食品和平價住房，窮國得分會高於富國；美國人均GDP位列全球前五，但美國社會發展指數卻只排在世界第18位(接近愛沙尼亞)；瑞典最北地區的人均GDP和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相同等。文中認為，這種缺陷是可以理解的，它為國際指標的發展作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也警告，如果政府只聚焦以經濟學的角度思維全盤的社會議題，包括：GDP、投入水平等，將無助拉攏民心，也未能有效統計。相反，更應看重國家對於公民履行承諾的程度，以及維持的時間長度作為評量：即便市民的參與與受惠的真實情況。

國際標準向來備受質疑，除了富有菁英色彩主義、西方主流價值，以及南北爭議等學術質疑，更在於其「堅離地」的本質—一大堆使民眾困惑、但卻無助解決當下面對生活困境的學術符號、用語、數據與口號。特別是全球貧富差距的急速加劇，更使這些「標準」被民眾視為糖衣陷阱、騙徒技倆。

而跟隨後真相年代，民眾對「真」「假」的判斷多了更深一層意識型態的領悟，客觀標準並不存在，正確的解讀只基於政治光譜上的定位；而在大數據的年代，國家國地區政府的「罪證」，更是輕易獲得—政府如何擷取有利自己政策的國際研究成果，而忽視整體的建言，此種取態更進一步削弱國際標準的客觀性與公信力。

從民意到國際博弈籌碼

伴隨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逐漸成熟，市民會對數據的解讀將前所未有般簡單，政府作以國際成績作為政績的觀念將被逐步摒棄。當可視化圖文包、一圖讀懂的成績單是政府基本應有的宣傳義務，市民自然有解讀自行解讀數字的需求與能力。且看近半百年來歐美各地政府對於數據抱持開放的態度，並在近年逐步揚棄這種「國際政績工程」，可見一斑。

惟是，在量化紀元的來臨，民眾對於這種數字的解讀雖感到乏味、半信半疑，但也不敢完全漠視，對於一項國際指標的關注，差別在於其中的民意授權程度，是否大到足以讓人信服。簡言之，即政府公佈的政績能否合乎國際指標並非核心重點，而是這成績是否與個人受惠對待，或是能否參與這種國際標準的建設，否則從市民的角度，那只是統治者另一種階級再製的手段，只是場景由本地轉移至國際，進一步把剥削合理。

此一現象也可以理解成民粹主義為何能在近年急速發展，並各地扮演重要角色—既是民主意代表，更是力抗腐敗的破壞神。在市民而言，沒有授權的國際標準只不過菁英階級的另類剥削。民粹主義的典型代表富有如遊戲、小說或漫畫中獨力奮戰的俠客色彩：快意、破格、絶不姑息。這種角色原型除討好外，更能在國內(國際)上獲得了有利的博弈籌碼：重新解讀國際標準的實際意義。

宴會爛醉者的價值

日本著名學者水島治郎，曾對民粹主義作過這樣一段描述：「就像是高雅民主晚宴中的爛醉者，衣衫不整又大吵大叫，不受歡迎，但在場的客人心裡卻對這位吐出大家心裡一直隱藏欺瞞、不會說公開說出秘密的無禮客人，無不暗暗點頭稱道」。民粹主義或許不受人歡迎，但卻能吸引眾人目光。

民粹議題已成為了當下全球各地，無從避免的治理問題：脫歐、難民問題、新右翼主義崛起等。若把其排除在外，自無法在政策上取得民眾心中的合理性。相反，能以此作為機遇，將能重塑國際的遊戲規則。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例：中美外交戰術上的轉移、貿易策略的全盤改變，以至要對左右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標準等，單憑重商主義的理念並沒有「能量」作出如此重大的舉措，必須把「民意」拉入其中，民眾自然能利用龐大的數據資料、國際標準，對這些：你們幸福了、國家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進行fact check。國際標準的使用在此種前提下，才具實際的意義：市民與政府進行fair play，遊戲的結果才可能公平、可信。

澳門的土壤：紮根！結果？

置之於澳門的語境，政府的施政是否需要關注「合符國際指標」的前提？這可以從數個角度換位思考。首先，澳門近年的整體發展標榜著與國際接軌，以邁向國際級城市作政策方針。那麽，合符國際水平是基本須求，採用國際標準是一項直接、短期能見效的慣常手段。最少，可以透過「刷數據」的方式，把澳門置於有利的位置：趕在非洲、南美、東南亞，以及北歐等國家地區的前方。畢竟，在人數差異的情況下，統計學上還是佔很大的優勢。

而從歷史的角度，澳門數百年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節點，具備深厚土壤，更有利發展成國際化城市，國際標準的運用理應為民了解。但從整個城市能共識體會到，全球化對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則是：回歸後，賭權開放以降：當跨國的企業將管理技術、模式與理念引進澳門，並對整個社會的產業、福利與社會結構帶來質與量的改變。

在此脈絡底下，市民對「國際標準」的印象依舊糢糊。這弔詭情況，是否因為基於民意的代表程度與政策的受惠程度問題，讀者可自行判斷。而在普遍市民心目中，國際標準遠不如與廣州、香港、台灣，以至於泰國、韓國、日本作橫向比較。這不難看出地理因素在評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旅遊熱點與量尺刻度成政相關。

或許，世界與國際的觀念過於龐大，還不如親身能感受來得實際，當政府在思考使用「國際標準」來解讀政績前，或需要有「貼地」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