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題： __月__日是禁忌

數字與圖騰

有人的地方就有禁忌，從傳統習俗到文化流傳，久而久之成為約定俗成。1代表好、13代表不祥，14意指死亡，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陶國璋曾提出一項有趣的觀察，認為人對100有獨特的情意結源於對事情十全十美的思維方式。此思維經由社會文化塑造，引伸至整除規則的自然數5、10、15等產生一種特殊的愛好，用此類推日常的慶祝活動，便不難明白以10為計算的周年總是較為人關注、隆重。

當然，禁忌議題除了數字，不得不提弗洛伊德的Totem and Taboo(中譯：《圖騰與禁忌》)，該書是早期涉及相關問題的專著。弗洛伊德指出人類早期的禁忌可追溯至對亂倫畏懼的心理狀態，這種畏懼具有強烈的本能意識，並深入人們的潛意識，形成一種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而直至部落文化的形成，禁忌變得更加具體，藉由對部落圖騰的客體化結合了恐懼與崇拜的心理，一方面成為了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使人敬而遠之。

弗洛伊德相信圖騰既是父親(父權)的替代物，在通過宗教與儀式化的加持後，更成為不可質疑的權威符號，對父親崇拜是為孩童重要的心理特徵，更夾雜幾分禁忌。而隨年齡增長，某些禁忌會保留、某些則會消失。當然，禁忌不止於心理面向，同期的涂爾幹、後隨的李維史陀則從則把禁忌置於社會結構上，以亂倫禁忌為例，這是生物學的需求所至，同時會左右社會的行為與制度結構，一夫一妻制的建立與背後潛在承諾、忠誠的價值觀，可謂典型例子。

禁忌既是人類心理的需求，同時也是社會制度下的產物。探討其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是歷史的巧合還是適時的共謀，顯得別具意義。

置於脈絡

禁忌具有在地性，例如，中國的孝服以白色為主調；在日本，白色則是結婚禮服其中一種主色。同時，禁忌也有在時性，999在日用是報警號碼，但在遊戲桌上卻可能是中奬的符號。這便如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說：“一個詞或句子的意義取決於各個不同的情境下的具體運用而決定。”換句語說，禁忌也要回歸至當時的情景，才能知道是否成立。

相較於上述的文化約定俗成，制度化的禁忌更值得討論。當一國一地把特定議題、行為或價值觀視為禁忌時，我們應否接受文化相對論，即本國風俗不容他國妄議？特別是當這些禁忌公然違背普世價值、國際人權等價值觀時，禁忌是否自古以來便不可被挑戰？

Netflix串流平台製作的神劇Unorthodox(中譯：《離經叛道》) ，深入淺出地探討制度性的禁忌問題。

該劇改篇自D.Feldman的暢銷小說，故事講述女主角Esther，一位在哈雷迪猶太教社群環境中長大的女孩，生活恪守嚴格的規律。哈雷迪猶太教被譽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傳統保守的宗教，並以極端正統猶太教自居。弔詭的是，女主角的生活地點卻是全球最自由的城市：紐約，單是此種矛盾落筆已值得觀看。

該教教義遵循男性主導，女性接受的原則。女性的一切信仰、 規律、價值觀，都需要遵循教義，沒有自由，包括她的婚姻。 除了部份宗教典籍，不能學習其他內容；女性不能使用有網絡的電話、禁絶電視，莫說言論自由；婚後只能在社區中生活；性行為的目是為了填補猶太人口，女性是作為繁衍後代的重要工具，就連性愛姿態也不能選擇。必須男上女下，從而突顯男性主導、女性接受的狀態。

在意識型態與自由意志的交戰下，Esther最終選擇逃往德國柏林追尋自我。

在過程中，上述的各種禁忌，由恐懼遵守到質疑放下，從小堅信的必然卻只不過其中一項偶然。劇情所反映的是一項核心信念：人的自由存在於禁忌之前，所有事情都可以選擇。

作為治理手段

無妨從劇作回到現實，簡單了解聯合國近年對禁忌的檢視。在論及性別不平等的研究文件中指出，禁忌常被利用作為政治手段，合理化性別不平。主要方式包括透過教育、社會制度、宗教等方式，讓禁忌運行，女性不宜讀書、女性不適合在外露面等，阻礙女性發展。

而另一面向則是近年探討全球多樣性的系列文化，聯合國指出世界多樣性的發展是未來的主軸，伴隨各地劇變的地緣政治問題，引伸出一系列種族、人權、歧視等社會議題，而禁忌的存在，不應該作為政府的政治手段，用以剥削人民的自由的藉口，倡導多元文化、反種族歧視、反戰等一系列政策，確保社會需要尊重與包容、保護人生安全與言論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觀得以在社會中落實。

事實上，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資訊全球化的年代加速了訊息的碎片化，由下而上的聲音變得更加多元。民主國家早已放棄採用禁忌的治理手段，既基於民主理念的政治正確性，亦考量到治理成本高昂的問題。不難想像當一地政府把特定議題視為不能以至不可討論的禁忌時，背後所需投入經濟成本難以估算。倒不如把過往視為禁忌的議題開放予社會討論，讓民眾自決。縱然不能形成社會共識，也能按民意取向再作決定，既減輕治理風險，亦合乎經濟效益。試觀察同性戀如何成為各地政府與國際組織的政治議題被廣泛討論(使用)，與其去禁忌與污名化的過程實為最佳佐證。

禁得了數字與燭光，禁不了數碼火光？

若說因應特殊情況，禁了燭光與幾塊展版是無可厚非；那些別有用心人士硬要推論為民主消亡，是粗淺的Slippery Slope，嘩眾取寵；那麽，單憑幾項提議、幾句說話便構成禮崩樂壞、有違制度，又何嘗不是無限上綱？

“我雖然生活在威廉斯堡，但我卻不是真正生活在紐約。”此段話出自上述提及的劇作Unorthodox。縱然生活在自由之都，有法律保障一切權利，又是否代表真正享有自由與民主？當真實的生活充滿犯禁的危機：文字、數字、圖片、顏色，以及樣子，還有誰能擔保下一個動作、下一次眼神，不會觸犯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