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動物行多一步

踏入2021年以來，接連發生幾宗與動物死亡有關的個案，可謂震驚澳門動物保護界，不少電話群組、網上平台廣傳的訊息，大多夾雜憤怒與不滿，而討伐政府 “欠積極” 的態度更是屢見不鮮。

談及虐待動物，近年最轟動的自然是 “陳皓揚殺貓案”。當時的畫面相信不少人還是歷歷在目，媒體即時跟進、民怨高漲、毆打喊殺、陳同學被疏遠與割蓆、依法判刑、取消學籍、低調返澳。正當他回澳的消息被廣傳，最極端的聲音是希望政府拒絶其入境申請，甚至要取消其澳門人身份作為殺貓代價。

為何市民會有如斯激動的反應？這可從兩組事實窺看究竟。按市政署現有的資料顯示，2004年貓狗的領養數合共100多宗，而去年則升至接近600宗，領養人數的增幅，反映更多市民關注動物的生命權。

另一方面，一系列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議論，更突顯市民對動物權益微妙的態度變化：逸園賽狗場領養事件、Blue的被失蹤，以至黑熊bobo製成標本，爭議聲音與關注人數更甚於保護歷史景觀。若解讀為單純只是市民的非理性情緒，恐怕難以明白市民為何愈來愈“進擊”。

意識的演進

2016年9月1日是重要的轉捩點，第4/2016動物保護法正式生效，經歷長達十餘年的努力，坊間終於成功爭取。在向來講求和諧行先、穩定首要的澳門，異議聲音能進入議會並最終立法實屬罕見。歸究其因，可追溯自葡人保護動物的傳統，由80 年代立法禁止打獵，到90年代已有動保人士為“牛命”走上前線，直至千禧年後，Anima的創立更是劍指政府，意在“動保”。起初作在“冷門”議題，全因為香港《南華早報》的一篇報導被扭轉。正當各地旅客來澳紙醉金迷，格力犬卻因傳統而淪為娛樂工具，悲劇終生，直讓自詡世界第一賭城“蒙羞”。強烈反差不但換來更多市民的始覺，更成為及後港、澳、台三地聯合遊行的“東風”，為《動保法》掃除最後的屏障，也為日後逸園謝幕埋下伏筆。

當然，議題的“政治味”偏淡也是成功爭取立法的主要原因。相較於選舉法這種足以影響管治的問題，動物權益在沒有太多犧牲下便能回應社會訴求，這在政治上變得可以妥協，也能讓步。全票通過的結果既是默契，也是暗示。立法意味動物權益變得可視化，什麽是虐待、對應的行為與相應刑罰為何，皆有法律規管。動物權益既成事實，官方自然不能迴避坊間的檢視與問責：政府是否不作為？政策能否跟上時代？正因如此，近年有關TNR的議論才會急速浮上枱面，散見於各大報章。政府在未來的日子，除非有更妥善的處理方式，否則是無法不作讓步的考量。

除了政府對議題的默許，動保團體近年遍地開花也是重要因素。新生代養主“先天”被其植入動物保護的基因，挑除動物“萌化”的複雜成因，澳門動保團體、養主，以及愛犬(貓)等人士亦直接或間接地塑造了視寵物為子女、主子的社會氛圍。姑勿論坊間對此存有不同的看法，客觀的事實證明，市民的觀念漸受到影響，不但對動物保護投入更多關注，更將其視為一項社會共識。當一宗受虐或被殺害的動物案件發生，傷痛不只是寵物與養主本身，更加諸於普羅大眾身上，試問誰能接受弱小受到傷害？這不是一條yes or no的問題，而是政治正確的立場。 社會意識演算至今，“街貓被殺案”、“五貓屍體發現案”甚或將來可能再出現的死亡個案。死的，不再是五隻會“動”的物，而是五條生命。作案者不是犯人，而是兇手。殺害的無異於小朋友，甚而更為殘忍。畢竟，動物相較於小孩更為弱勢，無能力反抗。

這種“左膠”思維未必人人受落，但能煽動常人神經。縱然退後一百步作思考，動物生命本受到法律保障，違法者受罰也是天經地義，追究政府破案率低的責任也便不為過。更何況，天眼滿城，為何對象由人轉為動物時，破案率卻會出現急遽下降的現象？這便難怪每當慘案發生，普遍市民都一面倒懷疑政府未有積極緝兇，特別是當政府拋出指定答案：“動物生命已有現行法律保障”，這更予人敷衍了事，難聽過粗口。

當《動保法》通過的一瞬間，政府或許從來沒想到，將要面對的是一個兩難陷阱。聲稱動物的生命值得保護，同時又要無情殺害流浪動物；保護動物免受虐待，同時又無能力投入更多人手與資源。浪浪被“人道”毁滅，理應是政府按章派事，合理程序，豈料現在竟被解讀成一場有預謀的謀殺、不負任的行為？

“試問一位弱勢兒童沒有人領養時，你又會否要求將其人道毁滅？”這看似不合理的比喻，於動保人士而言卻是最正常不過的釋法結果，政府百口莫辯。雖然石頭已被搬起，但又不一定能來砸自己的腳。

下一步

保護動物需要成本。從政府的角度自希望投入後有對等的回報，更何況與眾多民生議題相比，這有緩急輕重之分，投入後能否“利大於弊”是最重要的考量。

參考近年各地政府的宣傳策略， “善用”動物來建立部門形象是常見的手段。一段賦予動物人性或走可愛路線的宣傳片，其觀賞人次是傳統模式的好幾倍，儘管引來“消費動物”、“ 娛樂大眾”等抨擊，但無阻市民的好評與一看再看。自古以來都急需建立形象的澳門政府，有否借鑒的考慮？

近年深受網民愛戴的“哈總”、“柴董”，在各地成為不少商戶或政府部門的寵兒。若單從統計數字來看，撇除各類特區政府的辦公室，澳門現存的政府部門各自收編一位“總裁”擔任宣傳大使，亦足以抵銷去年全年被市政署人道毁滅的貓狗總數。當然，統計上可行，並不代表實際上可執行，怎樣把待領養的動物“宣傳”出去，進而建立社會保護動物的意識，政府的做法，若有還無。

在《動保法》實施後，政府利用澳門人口密集的城市特點，在各區域當眼處、巴士張貼宣傳告示及播放短片，期望市民關注法律。其實只是一步之遙，便能讓事情變得不一樣。鼓勵或規定各類與寵物相關的店鋪貼上政府製作的 “領養代購買”或“沒有購買 沒有傷害”，以及“全民都是動物警察”等標語，讓店鋪業務逐步由“賣動物”轉型成“養動物”。假使被質疑與商鋪現時的立場違背，則不妨參照“吸煙有害健康”的先例，證明只要政府願做，兩者便變得不再矛盾。

另外，建立養主絕不棄養，珍惜生命的觀念，最基本是培養市民多關注待領養動物情況。政府對此流露出多少誠意？試比對其與民間組織的宣傳渠道，不但美觀程度相去甚遠，致命傷更在於意識型態上的分野：一方是把動物掛單在web1.0網站，猶如標上編號的貨物；另一方則是在貼文流露出關懷之情，把每一隻待領養動物視為獨立個體，不但有姓名、更有性格與喜好，這是差距，而非差別。

從商業的角度，假若一個決定能有助塑造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又能為保護動物出一分力，何樂而不為？不少人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挑選餐館，若然apps新增 “歡迎寵物”食店或“寵物食堂”地圖，相信會解決不少養主的煩惱。再將概念延伸，打造“寵物美食之都”、“寵物心出發”又是否能作為招來各地“奴才”與“毛爸媽”朝聖的一種嘗試？這看似天方夜譚的現象，近年已有不少地區相繼小試牛刀：台灣、日本，以及泰國等，標榜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澳門，相關產業或許比起想像更“名正言順”。

養者的心態與行為，則是讓市民感受到這份愛與責任最為關鍵的因素。假使不負責任的主人橫行，甚而影響市容。再多的講座、活動、口號也無法改變市民的觀感，更遑論破除迷思。

這三十年來，正因為各類愛護或保護動物團體、有心人士的堅持不懈，為澳門社會創造了關愛動物的土壤與種子，未來要開花結果，其實只須大家多行一步，讓生命活出尊嚴。

文：筆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