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報章為 第13017號

2022年03月25日

星期五

不浪漫的墓園

2022-03-25

不浪漫的墓園隱藏著不少戰爭中的故事

研究這墓園多時的港大校長賴廉士(Lindsay Ride)死後也安葬於此墓園

紀念馬禮遜的墓碑文

大鴉片商Thomas Beale因周轉失敗而破產,間接促成東印度公司買下此地段。

基督教墳場環境清幽,左邊是英國畫家錢納利墓碑

馬禮遜一家長眠於基督教墳場

基督教墳場建於1821年,但1814年開始,東印度公司已開始租用此處作印刷用途。

Sir Humphrey le Fleming Senhouse 之墓

門基督教墳場落成於1821年,意味着今年(2022年)是其201週年。作為澳門世遺歷史城區的一部分,這座百年墳場所包含的除了是昔日外國新教徒在華活動的歷史軌跡,更還有歐洲政局的側影,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連結。在這墓園長眠的兩位人物: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與賴廉士(Lindsay Ride)的生平,或許正是這些故事之一。

墓園建成 全賴官商勾結?

介紹基督教墳場由來的通常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遠道來華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妻子因病在澳門去世,馬禮遜其時為東印度公司職員,便請東印度公司出面向澳葡當局申請將現址闢為墳場,是為澳門第一座基督教新教墳場……雖然以上確是原因,但可能並非故事之全部。墓園土地的由來,乃至馬禮遜來華之際歐洲的局勢及到澳門的影響,恐怕都並不浪漫感人。

墓園現在的地段原是東印度公司租用作印刷設施用途。據學者Betty Jean Lofland和Michael Nai-Chiu Poon的《澳門十九世紀的新教徒》(Protesta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cau)所述,當時澳葡政府的政策原則上是不容許非葡籍的外國人在澳門置業,為何這次卻會願意破例將本來出租的地段售予東印度公司?其中誘因或許是「官商勾結」。事緣清政府於1815年頒布《查禁鴉片煙章程》,並加強堵截由澳門入口的鴉片。葡人進入澳門的船隻不再獲免檢的特惠,船隻在卸貨前必須接受檢查,令不少租用葡船運輸鴉片的英商大受損失。當時澳門的大鴉片商Thomas Beale就因為周轉問題,最終於1816年破產,欠下東印度公司巨債的他之後人間蒸發(直至1841年鴉片戰爭時,他的遺體在淺灘上一座淺墓穴被發現,死因不明確,據推測是自殺。後來Thomas Beale也被葬於此墓園)。

Thomas Beale的遭遇看似與東印度公司購買墓園地段無關,但據《澳門十九世紀的新教徒》指,Thomas Beale當時有一名鴉片期貨的合伙人,那就是澳門當時的王室大法官Miguel de Arriaga(眉額帶歷,即「雅廉訪」)。這位法官有一位女婿,那就是與葡國皇室關係密切的聖若澤男爵阿爾梅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 Baron de St José de Porto Alegra),亦即墓園地段的擁有人。翁婿二人均欠下東印度公司的債項。據指,阿爾梅達曾於1815年希望將墓園地段出售,但遭岳父以法官的職權否決。Thomas Beale的債權人知道法官是不能買賣鴉片的,但也找不到葡人律師夠膽出面對抗王室大法官。但最後,債權人仍與這兩翁婿於1816年達成共識:一百萬,五年內還清,由法官或男爵承擔。

1816年,五年後,剛好是1821年。

烽火連天 澳門也受牽連

因此,若要看墓園的故事,時間段或許要拉闊到1821年建園前及1857年封園後,因為梳理墓園歷史的人都在封園後才開始,例如賴廉士;也因為在裡面長眠的人早於1821年已經來澳,包括為葬愛妻而提議建墓園的馬禮遜。而透過這些人的生平,其折射面或許可以更廣。

馬禮遜(1782-1834)的為人,不少著作都形容為嚴肅、內省、全心全意傳教。遠渡重洋來華傳教之路艱難曲折,特別是在當時的時局之下。1806年,馬禮遜被倫敦傳道會派到英國戈斯波特(Gosport)學習。那時英國與法國正值拿破崙戰爭(1803–1815)。1806年,英國政府宣布圍堵法國海岸,同年,拿破崙宣布法國及盟友停止與英國貿易。1807年,葡國皇室也因法國的入侵而遠遷巴西。英國於1808年更曾表示為「保護澳門」而派軍隊到澳門。

另邊廂,馬禮遜1806年求學的地方戈斯波特(Gosport)與當時英國海軍主要基地樸茨茅夫 (Portsmouth)只有一海灣之隔。1807年,只有25歲的他沒有參軍,而是先坐船到美國紐約,再換船到澳門,然後轉到廣州,希望可以傳教。但這時的東印度公司控制着英國人進入中國的規則,禁止非官方牧師和傳教士進入其享有貿易壟斷的地區並傳教,只允許東印度公司自己的官方牧師傳教。就在他被迫離開廣州時,他得到居澳美國人幫助。由於當時的中國人被禁止教外國人中文,違者處死,馬禮遜只能秘密地學習,逐漸被中國人接受。

1809年2月,馬禮遜與妻子瑪麗在澳門結婚,同日,馬禮遜被委任為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官,得以在廣州合法工作。有指,東印度公司甚至準備支援他翻譯《新約全書》、編纂詞典和中文語法書,並同意資助出版最後兩項,儘管這些行為會招致死罪。

有意見認為,基督教墓園的故事反映出在19世紀時,軍事、宗教、貿易三者之間有着某種聯繫。或許馬禮遜的故事也反映着這方面。事實上,在結婚這天他能「雙喜臨門」成為東印度公司的翻譯這巧合,當時也引來一些議論。事關瑪麗的父親是英國軍隊的醫官,母親的家族也曾出過一位主教。

英國最終勝出拿破崙戰爭,國力亦日漸強大。但與此同時,東印度公司在商業及政治上的影響力正逐漸被收緊。1813年英國通過法案,終止東印度公司除中國茶葉和鴉片外的商業專營權,1833年再通過法案,終止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活動,特別是與中國及其他遠東地區的商業專營權,僅屬一行政機構。1834年,馬禮遜因病離世。五年後,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墓園裡長眠的盡是經歷過那些風起雲湧大時代的人物。例如Sir Humphrey le Fleming Senhouse也曾參與拿破崙戰爭,成功阻止拿破崙登陸,並以艦長的身份在船上接受成為俘虜的拿破崙親自投降。二十多年後,他又參與了鴉片戰爭。有指,他不滿義律要與清朝簽訂協商條款,悲憤離世。又例如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是英國東印度公司1833年解散後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總監。他曾派軍艦攻打虎門,後在英商的集體施壓下被迫撤回澳門,不久便病逝。還有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鴉片戰爭後,1843年,他被任命為漢文官,前往香港擔任首任政務首長,並翻譯《南京條約》,可惜同年夏天因感染「香港熱」,最後在澳門逝世。

「未來與過去最好的引領人」

墓園的故事還沒有完結。我們今日能得以了解這些故事,全賴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Lindsay Ride)及夫人梅麗.賴德(May Ride)對墓園的整理與研究。據介紹,賴廉士於1898年在澳洲出生,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墨爾本大學修醫學,之後以羅德學人身份到牛津大學深造。1928年,賴廉士到香港大學出任生理學教授。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後,賴廉士曾淪為戰俘,但旋即逃脫,並創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負責在華南地區搜集情報、營救身處香港的人士,以及把藥物和其他必要物資偷運到香港。戰爭結束後,香港大學恢復辦學,賴廉士於1949年接任成為大學校長,直至1964年卸任。而梅麗.賴德(May Ride)是他第二任夫人。梅麗生於香港望族,是賴廉士的秘書,二戰期間也曾被日本人關押,二人於1954年結婚。

賴廉士甫到香港便已知道澳門基督教墳場這地方。有趣的是,賴廉士夫婦就在結婚的這一年開始了澳門基督教墳場的整理與研究。實地考察成為了他們的「週末興趣活動」,二人透過翻譯書稿及從國內外搜集大量照片,補充了不少歷史資源。賴廉士因病於1977年逝世,墓園的研究可說伴隨他們經新婚、銅婚、瓷婚。

「未來與過去最好的引領人」——這是賴廉士墓誌銘上的一句話,也是澳門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所提議的碑文。事實上,賴廉士對墓園的研究遠超好奇,更有一種人文關懷。如他自己在著作《澳門基督教墳場》中所述,「……在這長眠的人都是外國移民,許多人生前互有關聯,因此,它提供了150年之前生活在華南沿岸的移民社會的概觀。對任何『用耳傾聽』的人,我們希望訴說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生活,打破墓穴的約束,解放他們,當他們再次為我們而活時拜訪他們……」

「……直到我們看到該墓地的記載,香港的歷史才真正開始……」雖然賴廉士在研究時想着的,應是貢獻香港歷史,而非澳門歷史,但so what?正如基督教墳場的正史告訴我們,自人類會遊走各地開始,歷史便難以分清你和我,而是互相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全球一體化的年代,我們,乃至世界各地,其實都是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