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門被打開

電影《鈴芽之旅》 (すずめの戸締まり)自上映以來獲得全球各地好評，畫功細緻、節奏明快，配上感人故事，自然能吸引觀眾購票捧場。本片被日本傳媒稱為新海誠的《災難三部曲》，故事亦在結尾畫龍點睛道出311事件，受到宮崎駿與村上春樹作品的影響，電影有著童話故事的夢幻，同時表現出日本獨有的淒美與對世情變幻的滲透，觀看動畫猶如欣賞一部文學作品。

動漫一直被視為日本最堅實的文化軟實力，影響深遠為世界公認。一部動畫融合了美食、風景、文化與人情世故，可視為一則完美的旅遊廣告。一幅接一幅色彩斑斕的山水畫，穿透大熒幕撲面而來的料理芬芳，讓觀察走一趟日本之旅。

除了旅遊宣傳，影片描繪待人接物所滲透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透過畫面植入觀眾腦海，並透過記敍主角悲傷治癒過程，側寫日本人如何以堅毅的民族性走出311事件的傷悲。全片沒有血淋淋的畫面，取而代之充滿療癒。有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更對影片用語表示敬服，不但兼顧城鄉差異，更考量到年代的用詞習慣，大呼安排出色。

一部成功作品不但可以帶動當地經濟，更有效輸出本地文化，讓觀眾對當地的人、事、物産生好奇，希望作更多瞭解。除了吸引人駐足在景點前「打卡」留念，更讓他們願意花更長時間與心機作文化深度遊。

文化輸出自二戰以來漸為學界關注，美國自然是最成功的國家。荷里活電影、流行音樂、電視劇及速食文化，無一不影響深遠，處處側寫出美國社會的特質，民主與自由。而其中一個最為受惠的城市自是紐約市，地標Times Square每年吸引數以千萬計的人前往，行於道上能聽到各種語言，城市被描繪成全球最多元的都會。

著名學者John Tomlinson 在其經典作品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討論文化輸出的價值與意義。從抨擊角度，它是一種發達國家對於其他國家操控的工具，不平等也不公平。目的說穿了就是實現本土利益最大化，擴大影響力，使弱勢國家不斷對自身文化作學習。但它也有其正面之處，文化輸出有助促進跨文化的瞭解，讓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作更多認識與交流，減少衝突，有效實現理想中的全球化。前者是從國家層面瞭解，後者除了國家層面，更可從社會個體或決策者的視覺進行解讀。轉換說法，只有將自己城市的文化對外輸出，才有望讓他者更易認識自己身處的地方，吸引其前來，進行交流。那麽，澳門有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

學者李展鵬在《隱形澳門》一書分享他對澳門文化的觀察，他認為澳門是充滿文化特色的寶地，但基於對自身歷史與文化的不瞭解，以至於澳門好像除了世界文化遺産、娛樂場、豬扒包、葡撻及手信外便一無所有。事實上，可以漫步的街道、歐陸式文化氛圍與多元菜色等都是澳門得天獨厚，這種種只待我們重新認識，細心發掘。

澳門從來不乏故事題材，只是有沒有足夠的分享。

其實，自回歸以降，已有不少出色的知識份子或熱愛澳門人士，對外與對內同步宣傳澳門文化，不管是透過出版刊物、研究或各類文藝手段，可成功的出版物、電影，以及網絡電子平臺，讓人看到澳門的歷史演變，使更多人，特別是澳門居民重新認識自己的城市，建立起認同感。

但要産生重大的影響力，始終還是要看決策者的態度與方式。在這裡可以觀察到莫論是中央還是澳門政府，都十分努力推動澳門文化的宣傳，不管對像是本地人還是非本地。自申請世遺到賭權開放，及至現在邀請「網紅」來澳打卡，不管目的是推動旅遊業，用以發展澳門成為更多元的城市，亦或是為疫後經濟復甦，最終目的還是可歸納為讓人認識澳門此。在諸多舉辦項目中有些是傳統的，例如大賽車；有獲得坊間掌聲如拉丁城區幻彩大巡遊；也有充滿爭議性的，如新近的新馬路任我行。政策成功與否可能因切入角度而有不同解讀，有些人認為勞民傷財，有些則舉手贊成，若不論成敗，核心的問題是：究竟我們對外宣傳的澳門文化是什麽？

撇除開放旅遊與擾民永恆的矛盾問題，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除博彩與旅遊業可以成為主要經濟支柱，其他在現在尚不足論。從市民的新四大産業論述，雖可視為一種戲謔，但論述背後反映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正在宣傳的澳門形象是什麽？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之都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要對外宣傳此形象，是否吸引眾多旅客在大三巴或其他新興點打卡即可？還是吸引他們在手信街與牛雜檔前駐足便能完成？顯然，問題答案回歸到澳門的城市特色究竟在哪。

假使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是澳門被賦予的城市命運，最關係到城市形象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是否正朝這方向發展呢？這種休閒氛圍能否落在旅客每次的旅遊經歷上？進一步而言，假使澳門這座城市，以及居民身上都找不到這種休閒性，又如何建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一城市面貌？以上種種，或許是市民心中的最大疑問，若這是澳門城市的未來形象，本地居民又是否能感受到以至於相信？

當然，建構城市形象不可能成於旦夕，要與人才輩出及擁有成熟産業鏈的國家相比，澳門作為一個城市自不可相提並論。不可否認過去十數年，在城市的集體努力下，讓全世界更多人知道「澳門」這一城市的存在，最少對於亞洲地區而言。而此刻澳門對外的大門重開，或許正是契機，好讓政策者對澳門文化宣傳策略作一次深刻反省：假使大部份遊澳旅客已認識這都市，是否一個時間，讓他們開始熟識這座城市，學會尊重這裡的一切。

回望疫情期間，坊間有聲音表示當時的澳門歲月正好，再沒有遊客的大三巴、街道，以及可以漫步的新馬路，那種平靜、休閒感覺，彷彿可愛的舊時澳門回來了。而此種喜悅感隨著疫情進一步引發的社會問題而變調：失業率上升、經濟下行、商戶退租等，以至産生了另一種論調：快些通關啦！被迫爆好過捱餓，澳門還是需要遊客支撐等。

若是期望澳門回到從前那份小城市的恬然安靜，恐怕只餘幻想，畢竟那只不過是對過去憧憬的美化，以濾鏡看回憶。但是否因為這種想法不切實際而無需重視，那便忽視了這想法背後反映的重要訊息，因著過去廿年的急速發展，澳門市民得到了許多，但同時也失去不少，其中那份渴望平靜的心情與生活節奏是不少市民所期許的。正當疫情日漸消散，澳門社會各個層面重回正軌，特區政府接下來要處理的可能不只是市民要得到的是什麽，更需要關注市民所在意的「我失去什麽」。若沒有這份考量，未來的政策只會讓以下一幕繼續上演：每天迫爆的街道，居民有著那種城市不再是我的感受，但卻因經濟需求無可奈何的生存而非生活著。這些問題並不因為經濟所得而不存在，相反，卻會因為經濟下行讓它浮出水面，引伸出其他社會狀況。

除了三腳凳與要石，門是《鈴芽之旅》這部電影中被賦予象徵意義的物件。在電影的世界觀裡，門連接了常世與現世，當門被打開，災難就會出現。故事的源起是由門不小心被打開作始，但並未因門關上而作結，關門師的工是永沒休止的，因為門，始終都會被適時打開，不管是何種原因。

澳門與外界其實也隔住一扇門。若被長期被關上，門的內部只有死寂；假若門被長期打開，壓垮的恐怕不只有高樓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