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權的喪失

有時候，滋事者的肆意作姦犯科，源於社會上缺乏公民監督。權力的喪失主要有兩類，即服務意識形態的主動棄械投誠，以及安逸主義衍生的被動迎合。

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曾經讚揚澳門行政、立法及司法關係著重於互相配合，鼓吹「三權合作論」。不久，各傳統社團如獲至寶，紛紛大肆宣傳，在政改諮詢會上大吹三權合作的好處，卻沒法提出實質理據支持。主要圍繞的偽法理依據是循序漸進、和諧穩定，奇怪的是，查《澳門基本法》內文，不單止沒有循序，漸進也搜不到，這些所謂學者或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權限，可以凌駕於中央政府之上，自由解釋基本法嗎？部份偽善的知識份子從支持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到撐三權合作、行政霸道，是可以於一夜之間（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改變的。可以說，在這種演變過程中，部份知識分子內心對抗蔑視世俗權力的價值體系慢慢崩潰，而圍繞權力舔鞋拍馬屁的服務意識形態在自發地膨脹了。於是，從有到無，監督權的力自我遺棄、喪失，中間可能因人興言、因人廢言。這也就決定了掌握權力的據位人可以不擇手段，而知識分子往往被迫配合，即使在內心糾纏的時候，也會在所謂君君臣臣的道德底線前一退再退。例如本澳一些愛國愛澳傳統社團，八九六四曾公開讉責軍隊鎮壓學生的事實。可是，在利益面前，他們選擇漸漸遺忘、淡化、同流，舉辦六四兒童節慶祝活動，是故意給死者家屬傷口上撒鹽的無恥行徑。至於監督國家和社會的職責，自然成為利益交換的籌碼。

行政干預司法，立法受行政霸道掣肘，使立法會成為橡皮圖章，故坊間又稱澳門立法會為「垃圾會」，是澳門法治社會自回歸後開始衰落的原因之一。澳門基金會批給資助欠缺透明度，由工聯會作負責人的素研中心獲批一千萬款項，入駐澳門日報大樓，過程涉嫌「二次違規」。然而，這中間牽涉的部門不少，有人挺身而出主動提供證據及報舉違規嗎？假如盲目追求和諧社會，任由滋事者破壞法治、人權等社會價值，再多的「止痛餅」亦無補於事。政府自五一遊行開槍鎮壓後，每年派錢、派醫療卷，表面上與民一起「分贜」經濟成果，實際上已從現金回收計劃（即坊間所指的違例泊車告票）、通脹、高樓價等不同方式回購。從衣、食、住、行到柴、米、油、鹽，每一樣民生元素，都潛伏著各種不利市民自由建設的因素。市民相信澳門是一塊福地，沙士僥倖避過了，金融海嘯強行無視了，漸漸衍生了安逸至上的迎合統治集團的生活習慣。對於他們來說，一張超市禮券夾送一支生抽，可能比公民監督權利還現實得多。

以上兩種監督權力的自我喪失，必須要有一個社會大前提，就是執法部分積極配合維穩，讓統治集團得寸進尺，無視法治、人權、民主的重要性。然而，他們真他Ｘ的做到了。                                 李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