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復一年的「五．一」過後

「驅除黑工」，「削減外勞」是2006年五一遊行，也就是澳門主權移交後最大規模遊行的主題，事實上，早於2000年的五一，「除黑工」的口號已經出現在遊行隊伍當中，當年澳門剛脫離殖民統治，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屢創新高，黑工、外勞固然成為眾矢之的。類似口號再次出現在今年的五一，正因為特區政府有著似乎不可消除的商人基因，處理勞工議題時往往綁手綁腳，工人即使年年走上街頭，其訴求依然未獲有效回應。

正如理工學院的陳卓華副教授日前撰文所言，當每年兩三次遊行示威成為習慣，其可能只是一種「裝飾」。我想，面對如此雜亂無章的社運力量，連北京政府也樂見每年定期舉辦的遊行，畢竟這能為「和諧」小城增添一些「點綴」，好讓其對外宣稱「一國兩制高度體現民主自由」。以今年為例，特首崔世安並無一如既往，在五一前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公布「派錢」安排，我會以「試水溫」來解讀此一舉動，結果儘管社會大眾仍舊未能分享豐富的經濟成果，加上「八千蚊未落袋」，也沒有出現遊行人數明顯增加的現象，令人失望。遊行人士的普遍訴求還是「有飯吃、有工開、有屋住」，實在不敢想像人均收入已經高居全球前十的澳門，社會追求的竟然仍是最基本不過的生存、工作與居住權。政府剛好看準市民偏低的生活要求，得以肆無忌憚地無視民意，今年更大搖大擺等到五一後才公布「派錢」事宜。事實證明，人民的沉默與冷漠，正是執政者為所欲為的溫床，我們不應該把每年的遊行視作例行公事，這樣只會令執政者「揞住半邊嘴笑」。

年復一年，每年五一過後，社會氣氛又回復平靜，也許我們該徹底摒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陋習，如前所述，許多社會議題長期未能解決，皆源於不公平的政治制度，與其每年都把數十個訴求搬上街頭，不如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制發展停滯才是萬惡根源。1886年的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冒死要求實施的八小時工作制，至今仍未完全落實於澳門，其他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工會法》、集體談判權和嚴格的外勞引進規範，同樣由於議會被商人騎劫而遲遲未有。勞工權益受到嚴重壓榨的同時，每年收取政府大量資助的傳統工會團體，未有善用擁有若干立法議員、行政會及各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優勢，趁著五一發表宣言，迫使政府盡快訂立上述法律，或聲援上街表達訴求的廣大「打工仔」；反而舉辦大型嘉年華、與官員們於酒會上濟濟一堂，本著「小罵大幫忙」的心態，繼續擔當商人政府的管治聯盟。更諷刺的是，一班平日「精打細算」、甚至連最低工資定於23元的水平也覺得太高的老闆們，亦紛紛在報章上刊登「慶祝5.1國際勞動節」的廣告。相信127年前犧牲的美國工人看到今天澳門的怪象，也可能「激到翻生」。

五一過後，我們都應該把情緒好好沉澱，反思五一遊行真正的意義何在，持續關注和爭取自身權益，各個遊行團體也應該盡可能保持聯繫、加強彼此協作與信任，根據香港和台灣的經驗，每每在發動過萬人遊行、把政府惡法推倒之前，都會經歷關注各項議題的民間團體緊密聯繫的長久過程，形成集中的社運力量，而非奢望每年出來幾次「各有各行」，權利就會從天而降。只有受壓迫者學會站在同一陣線，才能彰顯全球工人運動的真諦：團結。

                                                                                 蘇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