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強則兩制興

(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　教學人員賴冠儒)

訂立港版國安法是中央既定安排

【特稿】港版國安法草案出台後，“一國兩制”在港終結論甚囂塵上，原本留給港自行立法的基本法23條，在回歸二十年過後仍不見港自行立法的可能性，中央遂決定由人大自行立法。“千古罪人”彭定康近期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中國趁全世界疫情最混亂的時候想暗度陳倉，通過港版國安法，“收回”港立法權，收回“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中央有收回港立法權嗎？人大訂立港版國安法是否意味“一國兩制”終結？在全世界疫情蔓延時急迫立法是否有其必要？

首先，港版國安法並不是趁著疫情立法，而是既定安排。早在去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就提到要建立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機制，主要針對香港反逃犯條例的暴亂行為和外部勢力介入，在對港基本法23條無自行立法可能性的預期，著手港澳辦改組，正式和發改委一樣成為由副國級領導帶領的國務院兩大部門，港版國安法只是按既定步驟走。

急迫性：防境外勢力分裂『一國』變『兩國』

那為何如此急迫？這主要和香港的外部勢力介入斧鑿日益加深有關。香港對於西方國家有兩個重要價值，一個是金融價值，一個是情報價值。英國作為上世紀沒落的霸權，在規劃全世界戰略撤退的佈局時，透過在各殖民地內植入有利西方的制度與價值觀以延續英人利益。其後冷戰時期，繁榮、西化的香港遂成為西方國家觀察（情蒐）中國的首選城市。從日本產經新聞曝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港金援數額和資助團體數量、駐港領事館兩千人編制的不合理比例、以及反逃犯條例暴亂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港教導青年、策動顛覆的影像證據就可以知道，我國國安情況有多危急。特別是當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迫害妄想和選舉需要時，調整戰略為全面抗中，美在港特工主要工作就由搞情報轉為搞顛覆，如此一來，中央今年自行訂立國安法是有其急迫性，避免港獨在境外勢力的支持下把香港分裂出去變成“兩國兩制”，也才有草案第二條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的條款，這是急迫的原因。

必要性：抑內部失序導致『兩制』變『一制』

很多人會說，不可能變兩國，因為我們有軍隊。沒錯，但如果解決香港內部問題用軍隊，“一國兩制”就真的走向“一國一制”了。“兩制”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維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另一種是高度自治。資本主義制度的維繫較無爭議，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核心在私有產權，有爭議的會是高度自治，也就是中央自行訂立國安法是不是剝奪香港自治權？

首先，中央並沒有收回，香港立法會現在還是可以自行立法，中央只是在可預期的未來看不見香港立法會有自行立法的可能性，才不得已要訂立港版國安法。那中央訂立港版國安法有削弱高度自治嗎？並沒有，涉及主權性質的國防安全與外交事務，本來就不屬於自治範圍，但中央信任香港，授權並叮囑香港“應”自行訂立國安法，然而當2009年和2015年澳門和內地陸續通過國安法而獨缺香港時，我國國家安全網就出現破口，當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港自行訂立國安法的可能性，中央不訂立港版國安法就是失職。

事實上，過去一年港獨試圖把騷亂風吹到內地已造成反效果，加上港人長期對內地人不友善以及港因為“一國兩制”獲中央優先挹注資源，致使兩地人民間相對剝奪感日益加深，中央來自內部的壓力也異常巨大，甚至影響到社會穩定。不論從國家整體安全網、對港自行立法之預期和內地民怨，及早訂立港版國安法確實有其必要性。

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前進！

香港問題，不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真正問題在西方全面反中。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未若西方預期的政治制度西化，更甚者，2008年金融危機，我國大量購買美債救了全世界，這讓西方感到不安，將中國實力的提升視為威脅。美國的零和思維反映在歷任領導人作為，911暫緩小布希對中國的抑制，但從歐巴馬的重返亞洲，特朗普的301制裁，更深層次是西方國家的“恐中”情緒，香港只是整個系統性壓力的前哨站。

處理香港問題，絕對不是看短期的香港局勢或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而是要從根本性的系統性思維處理香港問題。有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港版國安法應盡速制訂，斬斷外國勢力對港獨在戰術、金援以及撤退管道的協助，有效壓制港獨思潮，補齊“一國”漏洞，興盛“兩制”風采。